五胡乱华时期，胡汉民族矛盾尖锐。北魏孝文帝通过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导入官员品级制度等措施，削弱了单纯民族因素的影响，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民族基础。
我国有两座著名的佛教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如果你去这两个石窟游览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它们在造像风格上的区别。云冈石窟的佛像通常斜披袈裟，也就是一只胳膊露在外边；龙门石窟的佛像则大多宽袍大袖，把整个上身都罩起来。别看就这点小区别，它们代表的含义可完全不同。说白了，大同的云冈石窟体现的是早期游牧民族的风格；洛阳的龙门石窟佛像的宽袍大袖是汉族士大夫的特征。按理说，这两座石窟的始建年代都是隋唐之前的北魏，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格变化呢？这就要归结到一个人了，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正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推行了汉化改革，才促使了佛教造像从游牧民族风格向汉风的转变。
关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你可能听说过，也可能知道北魏这个政权是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对于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改革，常见的解释是：向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这一点没错，但只是表面原因。实际上，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动因。最根本的就是：不汉化不行了。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汉帝国崩溃以后，整个中国北方出现了大片权力真空。之前那些游牧民族本来是处在强权控制下的。现在这个强权没了，游牧民族就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这里的胡字，是当时汉人对游牧民族的称呼。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大的游牧民族。他们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割据政权。
这些政权的名字五花八门，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跟汉人共存。道理再简单不过：游牧民族人少，汉族人多，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政权终归是不稳定的。比如这些游牧民族政权里就有个羯族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在一次战役中，后赵的军队俘虏了一名汉族将领。后赵的皇帝就把这名将领12岁的儿子冉闵，收为自己的养孙。冉闵很讨老皇帝的喜欢，老皇帝也真把冉闵按亲孙子那样培养。但他忘了一点：12岁的孩子已经懂事了。冉闵长大成人以后，成了后赵的一员猛将，但毕竟民族隔阂还在，在权力争夺中他起兵造反，把皇帝的后代斩尽杀绝。而国内的汉人也纷纷响应，结果几十万羯族人被杀。很显然，这么大规模的暴乱哪是冉闵一个人的事？它体现的是整个胡汉民族的对立。
像这样的事，在五胡乱华时期是很常见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后来建立起的北魏才坚定地推行汉化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远不是学习汉族先进文化那么简单。往大了说这是个生存问题。因为北魏的鲜卑人就那么点人，汉人却是汪洋大海，不向汉文化靠拢，就可能重蹈后赵灭亡的覆辙；往小了说，也是个发展问题，毕竟谁也不想偏安一隅做个草头王，他还是想做大做强，名垂史册。
所以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任内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迁都。也就是从之前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洛阳在大同的正南，相距700多公里。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可是个大工程。洛阳是什么地方？是过去东汉的首都，汉文化的核心地带。迁到这里，就意味着整个北魏鲜卑政权的气质都要发生重大改变。你看，北魏原来的国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当年还处在塞外的蛮荒之地。而洛阳早在汉朝就已经是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了。这一迁都，相当于国家的首脑和办事机构都要迁到城里去。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鲜卑人能不能适应，还是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北魏的朝廷里很多文臣武将都抵制迁都。这就体现出孝文帝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了。他先是在朝堂上跟大家说要南征，用敲山震虎的方式驳斥了反对意见，展示了一定要南征的决心。在“假南征，真迁都”的计划开始以后，大军走到洛阳正赶上连阴雨。很多鲜卑贵族打起了退堂鼓。孝文帝抓住这个时机跟大家说：南征的计划已经发布出去了，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既然各位都不想继续南征，那我们就索性在洛阳定都吧。
就这样，本来有可能引发政治地震的迁都问题，就在孝文帝曲线救国的策略下被巧妙地解决了。随着首都的南迁，汉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皇族的姓氏拓跋，改成了元，并且提倡尊孔子、说汉语，按照汉人的礼仪生活。像刚才说的，为什么洛阳龙门石窟佛像的衣着更像汉族的士大夫？因为这个石窟，就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修建的。除了这些形式上的改变，他还进一步取消了很多之前专门为鲜卑人设立的官职，有意导入了和中原王朝类似的官员品级制度。也就是说，在考察官员的时候尽量不以民族出身，而是以品行和政绩论。这就变相削弱了民族出身因素在北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