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0年左右扁鹊给蔡桓公治病遭到呵斥和耻笑，三国时华佗要给曹操动手术反误了卿卿性命。

明知问题即将发生也不去想对策，或者掩耳盗铃、或者杀华佗，或者自以为是，结果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更难处理。

本来，用理性的态度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决的问题，被狂妄无知的心理放任滋长，并不断的自我封闭。

在往深处究，就是理性精神的缺失。

人食百谷，孰能无病。生病如同呼吸一样正常，早防早治，定然能恢复健康。然而国人缺不断生病添加意义。

比如，尊严，认为生病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特别是传染病，心理往往有很强的“病耻感”。

自以为别人会幸灾乐祸，或者落井下石，会失去以往的那份尊严。

比如，前程。无论是自身的疾病，还是治理下的发生的疫情，会自然的和自己的利益联系，生怕有点点闪失影响自己的前程。

于是，他们会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

鲁迅曾一针见血的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个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而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东方文化肇始于战火绵延、尔虞我诈、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代。

先秦诸子寻求救世之策，并诉之于统治者，他们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建构美好的社会，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不考虑自然的规律。墨子仅有的一点科学的意识，也在民间消失净尽。

他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服务于社会的建构的，是天人合一，是天人感应。

因此，在东方文化中会下意识的把城市出现瘟疫事情与太多的东西相联系，比如瘟疫是上天某种不详的预兆；或者瘟疫影响着城市形象，破坏者向前发展。

从蔡桓公到曹操，几千年来，历史何其的相似，许多问题，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直如此，以至于形成东方文化的顽疾痼瘴。

古希腊诸贤研究自然的规律，诞生出求真求实求证的理性精神。希腊人凭靠理性，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由此开创了哲学、科学之源。

当然，古希腊诸贤理性精神诞生于处于充满着原始的民主与自由的城邦时代。